正当高致病性禽流感在全球呈点状蔓延且严重威胁我国之际，国务院依法果断出台了12项防控措施。其中包括“认真落实对疫区家禽扑杀和受威胁区强制免疫实行合理补助政策”。为此，中央财政从今年预算总预备费中安排20亿元，设立专项防控基金（据11月3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。事实上，无论之前发生禽流感的安徽、湖南、内蒙古，还是之后出现疫情的辽宁，受灾的养殖户都及时拿到了当地政府发放的补助款（据新华社电讯）。
    禽流感防控费用由政府埋单，养殖户经济损失由政府贴补，这种民本化的制度安排，不仅具体实在，而且温暖人心。不因公共事务而轻忽公民权益，充分表明中国政府是执政为民的负责任的政府。
    防控和抵御禽流感这样的“飞来横祸”，事关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，“小我”必须服从于“大我”，局部利益必须让位于全局利益，公民人人都应有责任担当，这些道理相信已深入人心。疫区百姓毫无怨言、自觉配合政府扑杀家禽，正是对公民义务的忠实履行。但按照现代法治原则，义务总是应与权利相对等的，没有无义务的权利，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。这一法则不但适用于公民与公民、公民与法人之间，同样亦适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。过去，我们过于片面强调“大公无私”，似乎只要是为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，牺牲个人利益是天经地义的。公民只能无条件地尽义务，不可以为自身权利的受损而向政府“讨价还价”。公民私权的保护是“只听楼板响，不见人下楼”。公权和私权碰撞中的种种不公平、不和谐由此而生。政府补偿机制的建立，正是要把失衡的天平重新拨正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地确立不同主体间公平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，从而在公共权力的运作中最大限度地兼顾和保障个人权益。
    从新闻报道中清晰可见，为防控今年这波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，从中央到地方对防控经费的实际投入较之去年有增无减。这一方面反映出各级政府对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对受灾农户财产权利保障力度的不断加大。可以这么说，防控禽流感所维护的公共利益，当然也包括了养殖户在内的经济利益。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，公共财政发挥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的良性作用，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解决生产、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，这样的维权才是他们切盼的“及时雨”。
    政府给予养殖户合理补偿，当然不是什么人的“恩赐”，也不应简单地看作是对公民履行法定义务的某种“奖赏”。2004年全国人大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13条规定：“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。”“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。”“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。”因此，私人财产权是一种宪法权利，政府补偿行为更应被看作是依宪办事。在谋划防控禽流感这样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政务中，我们的政府依然高度重视养殖户权利的保护和救济，这本身就是对“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”的宪政理念的最好阐释。孟子道：“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。”任何一项国策的斟定要想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护，就得让他们拥有“恒产”，安居乐业。禽流感防控是如此，土地征用是如此，生态保护又何尝不是如此。中共中央“十一五”规划建议提出“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”、“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”，也正是洞察乎此，遵行宪法之为。
    法国思想家卢梭说：“国家的体制愈良好，则公民的精神里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私人的事情”。当下的中国，官民心手相牵，步调一致，共御疫灾。这样一幅和谐图景使人有理由相信：没有什么困难是中国人不可战胜的；没有什么险阻是中国人不能逾越的！”